发展转型势必会拥有新的吁求，这个吁求可能是主动的，比如当初许不忌调研南京工厂时工厂厂长提及到的工时制。

这便是工人们主动的吁求，而这只是时代吁求中千千万万个缩影中的一个。

更多的吁求是被动的，包括所谓的‘洛斯神需求层次’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还是随着百姓的民智启发后引起的，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治理需求。

这需求到底是普遍理想化还是理化治理便是摆在统治者面前最大也是最棘手的难题。

这吁求是整个国家社会一被动。

而更令人束手无策的便是这吁求几乎无解。

什么是普遍理想化治理？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所谓理想国。

天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普遍理想化。

这个国家路不拾遗、夜不闭，人人遵纪守法，人人德尚，这都是普遍理想化。

那理化治理有是什么呢？

因为路不拾遗，夜不闭，人人德尚，偏生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穷人，偷走了一人家的财。

从此之后，丢失财的人家开始怀疑边的邻居，而边的邻居家又被这第一个盗匪偷了东西，便开始怀疑第一个失窃的人家。

纠纷之下，有了公衙审断。

最后，因无证据，此案作废，各打五十大板。

这便是理化治理。

但这一结果唯一带来的影响，就是这个原本路不拾遗、夜不闭的县城每到晚上，家家闭门窗。

人民开始学会怀疑自己的邻居、堤防每一个看到的陌生人。

德尚的神社会便于这一刻宣告崩塌。

时代吁求治理的方式越来越好，人民也在吁求治理的方式越来越好，但人民和时代总在理想与理智化中左右行摇摆。

所以这个吁求很难得到当局的解决。

解决不了，便是矛盾诞生的症结所在。

一个帝王若是靠着一己之力就能治理好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那这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历史也已经证明凡有这想法的，无不在最后以失败亡国告终。

别说过亿了，便是丁破五千万这一关的，汉、唐两朝，量最大的时候，恰恰是其盛极而衰的时候。

后世编史的时候，总是将责任习惯推到某个皇帝脑袋上，说这个皇帝多么多么无能，这无疑是一耍氓的行为。

明朝的灭亡能怪崇祯吗？

我们基于时代背景、社会矛盾、国家经济、祖制弊政、政治内卷多方面都已经过了复盘，已经注定不是换一个皇帝就可以力挽狂澜的，只有不破不立一条路重再来。

推翻一个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你让崇祯自己亲手葬掉大明，再建一个新的朝代，那他算大明的亡国之君还是新朝的开国太祖？

赵宋王朝基于前朝的历史教训，建立了新的国家行使统治的社会理制度，满足了百姓对治理的需求，咱们姑且不提赵家王朝外上和军事上的弱，但以国家内的情况来评述。

终宋一朝，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数量以及生活质量，是不是确实要比汉唐好的多，得到的答复是必然的，没有任何值得反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