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

于是王莽愤怒了，一个举动便是想通过搜刮军吏的赃款，为征伐的军费。下诏曰：“从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天凤五年诏，距始建国二年有八年之多）

“胡虏猾夏”是怎么回事？“边急”是怎么回事？王莽的这次诏书可否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的支的，就是在财政收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知识分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因此王莽时时欠薪。“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受取赇赂以自共给。”郡尹县宰由此家累千金，民众却一次次陷因改革所造成的腐败中。

态上、宪法层面上），汉朝已经被新朝取代，但律例上仍行汉律，不免在理论上有所打架。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还有一，就是王莽没有及时发放官吏（包括官员和学者）俸禄，这直接打击了官员治政和舆论导向的积极。

更为要命的是，不仅新的律令迟迟没有台，就连这些汉律，在执行过程中都不能严格的执行。上行下效，王莽自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把力多投到理论研究，制礼作乐，讲合《六经》。尽公卿们旦暮，朝廷之上却从不谈狱讼冤民之务。以致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那些由中央派的中郎将、绣衣执法并乘权势，在地方作威作福。下面上书待报的文书连年积压，赏罚不明。

一切的一切，都是王莽缺乏地方治政经验和观念上轻视“法家”、轻视执行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