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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更制(2/3)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随时手。他当然不会把这倾斜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故而更制,将兵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也会缩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和警两个下辖门而已。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多朝前迈了一步而已。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来挑病,还则罢了;既至洛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寻机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有人上奏,请求天依从古礼。

然而大司、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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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分归长史、司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手军事,而武夫不能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则惯例是父死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方面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之意……于是裴该就提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兵、枢、警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不类。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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