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我成为二十六岁的老女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我家的佣人被遣散回家，房子和田地都被分给了镇里的农民。我们在被批斗的前一天晚上，胆子小的阿金喝了毒药自尽了。

早上，他脸色灰紫，嘴边都是白沫，身子硬挺挺的躺在板子上。

阿金在我家那么多年，一直是怯生生的性子，说话声也很小，最多也就翻个白眼之类的小动作。

他比我还害怕老鼠，还有他最怕喝药，即使是很甜的药那种都不愿意喝，父亲说过，阿金上辈子一定被人毒死的，不然，他不会这么怕喝药。他敢喝下那个我也不知道的药，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那天被‘批斗’后，还没有完全消除恐惧的父亲告诉我说：“阿金是怕死，但他更加害怕被折磨死。”

‘死’和‘折磨死’在阿金的心里是两个不同的疼痛，一个是疼一下，再死去；另一个，则是一直疼，疼到死，这种持续濒临死亡的疼痛，谁都不想感受。

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全家会怎么被批斗，脑子里没有想象的画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父亲、母亲被人带到晒场上，晒场上支着两个长长的红色旗帜，上面写着‘中国农民大家做主’、‘批斗大会’等，我记不太清楚。晒场上乌泱泱的农民，大部分人脑袋上都裹着布。

我家三口被带到晒场后，跪在了土地上，母亲膝盖还没有着地，眼泪就像暴雨一样哗啦啦的流了下来，喊爷爷哭奶奶的请求同志放过我们。

跪的时间太长了，一开始膝盖很痛，到后面就麻木，再后来就像截肢一般，都不像自己的腿了。

站在四周的人一个面孔如铁。

一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宣读着口号：“农民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地主劣绅就是大家的敌人，我们要还给农民土地……”宣读完手里的纸张后，他问地下的农民有什么心理的愤怒可以说出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说，只听见他们说：“黄老太爷挺好的，就放过他家吧！”

同志们很是意外，他们互相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他们没有见过的局面。那种农民指着鼻子谩骂地主的场面他们见惯了，这种要求宽大处理的问题还没出现过，他们有点摸不清头脑，不知道如何解决。

晒场上的农民开始互相交头接耳，似在互相交接些什么，你传我，我传你，到最后，站在我旁边的欠我家好多年租子的刘叔喊道：“我们不批斗他们，让黄老太爷跟我们一起种田。”

所有的农民开始为我父亲呐喊要求宽松处理，不要处分黄家，那天的震撼，让我彻头彻尾的见识到什么叫人民的力量，最后，来了个稍大的官，他同意，说：“农名的心声就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会给黄家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

当天，我在们三个人面前点了一个大火堆，把所有的借条、账本之类的借据全烧了，浓烟滚滚的火光，把我不想当着所有人流的眼泪都给熏了出来。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我父亲之前的积德行居然换来了我们三人的平安，她第一次感恩同志，爱戴他们，但对于那些欠我家租的，为我们求情的人们，她无话。

回来后，家里的两层宅子成了镇里办公的地方，我再也做不了‘楼上小姐’了，那个我独存的空间。

父亲心里最放不下的一个人就是阿金，如果他要是迟死一天，就可以继续活下去，那种无奈无法言表，就想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日早已预料，为了不被洪水海啸扼杀我，我边吃了些许药物，安静去了，没想到第二日，依旧风和日，毫无波澜。

之后，杏镇的路上，小孩子手里拿着大红色的纸风车，边跑边喊道：“农民好好！农民妙！农民真的是呱呱叫!”

我当时在气头上，会偷偷的朝这些小崽子么翻了白眼，虽然知道，即使我的黑眼珠翻到后脑勺，也改变不了我家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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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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