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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一边咬牙持，一边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呢？这也是后世政治家、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新法本的痼疾；有人说新法是好的，只是下面人奉违、给执行坏了；还有人说，上官丞相太过自傲，不能团结群众，以至于众叛亲离、变法失败，等等等等，众说纷纭。 [page]

直到大学者王安石发表了《论上官云鹤变法失败疏》之后，终于获得了各方的认同，才算是形成了个官方说法：

王安石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上官云鹤变法’所针对的只是，却没有及心问题──‘支太多’！

而支太多则是因为朝廷冗官太多、军队空额太多。不针对到‘冗官’‘空额’，财政问题本解决不了。但上官丞相的改革，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

馆陶的《改良邹议》上说的明白，除了‘开源‘还要‘节’！通过裁汰政府冗员、缩减政府开支；通过严查军队空饷，减少军费开支。据馆陶测算，如果节得好，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国库又怎会拮据？

而现在上官丞相仅‘开源’不‘节’，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桶里注，又怎能注满呢？

其二，政策本也有致命缺——拿‘青苗法‘之实行为例。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迫农民互相担保后，再逐家摊派数目，称为‘散青苗’，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收回。

而在散派过程中，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盖因怕贫下无力偿还，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度荒吗？

需要钱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推不掉，这还谈什么惠民呢？

有人要说，这等好事儿为什么还要往外推呢？你以为不要还啊？

‘青苗法’中可规定，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就是说官府借给人家一笔本用不着的钱财或粮，到秋里却要人家多还两成，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不比开征苛捐杂税文明到哪去。

至于其三，是因为陛下横空世，使齐国国力遭到重创，形势雪上加霜，前两年攒下家底，迅速消耗一空，变法自然无以为继……这有拍之嫌，不说也罢。

所以权威说法便是前两条，没有第三条。

这篇文章一，世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陡升，许多官显贵也许之为‘国’，纷纷叹：‘假使上官丞相有临川先生的见识，天下属谁还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