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累了，就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地砖上凉的，有冻。我也是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来北京的事家里还不知呢，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呢，我这个人真是随意和飘惯了。刚才采访了那么多过大年的内容，倒使我忽然有儿想家了，心里也就生来一些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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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讲完了这些，便觉得失落和伤，童年和童年的那些事，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我也就跟着失落和伤，但我们动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我们那儿过大年没有这样的蓄多情，样百，吃吃饺，穿穿新衣也就过去了，大概北方的文化过于邝和直接了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缺失呢？

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渐渐遗失，还有……我被领导说得激动不已，血沸腾。

我因此和她吵过几次架，但云开雾散了，她还会变回老样。我也曾试着离开她，可短时间内看来还不行，她每一次都以要给我

也许是我们距离太近，接太频繁的缘故吧，她的缺日益突得暴在了我面前，我也奇怪，难我的缺没有暴在她面前吗？她每天那样不厌其烦，无微不至地对我关照？然而，我也正是把这关照看成了她最大缺啊！一天到晚，只要她在家，也不我写稿还是看电视，她那张嘴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问我内换没换，袜洗没洗，就是抓住我别的事问个不休，再就是没个尾地唠叨她生意上那儿破事儿。我觉她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个没完没了的唐僧，而我就是旁边那个小妖，真想儿绳吊死。

我采访了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他童年记忆里的大年真是“年味十足”，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呢，他就看着父亲用报纸卷了粉末，在小板凳上搓来搓去，父亲是在为他制作名叫“麻雷”的鞭炮。父亲还把粉末装在铁桶里，上面抹了黄泥，留了药捻，说是大年夜要摆在院门，了礼，迎接锣鼓队。母亲当然也没闲着，准备了很多的甜，那些用木刻模蒸来的馒鱼啊，馒鸟啊什么的，都被了红儿，尤其让他印象刻，因为他总舍不得吃的。

是啊，这是多么好的选题啊？多么邃的选题啊？可我应该去哪里采访，又去采访谁呢？领导便建议我来了天安门广场，说这里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民族的采访对象，你应该都能找得到的。

大年夜那天，麻雷放了，好吃的吃了，他便撵着锣鼓队，一村一村地跑。一直到正月十五，村里都摆台唱大戏，台上唱得闹，台下叫得，孩们却围拢在零摊前吃得过瘾。那一场铡案，把人在了铡刀下，就真的血来，他以为是真的呢，就骇得哭了。还有送灶王爷上天，他在白纸上画了一匹，母亲就扔灶坑里烧了，说是送了灶王爷当坐骑……

放下手机，我看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人，嘴里哼起小调儿来。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拿了两个玉镯，就那样悠闲地从我面前走过，那镯一定是她刚买的，是准备买了送人，或还没来得及在腕上？不怎样，她都使我想起了倒腾玉的聂云，我的心情随即就晴转多云了。聂云现在成了我在北京唯一不快乐的因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样丑化她，不只是因为她那超额的方式，使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电话是我爸接的，一听我来了北京工作，他吃惊得不得了，骂我没心没肺，这么大的事也不同家里商量，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哪儿好就往哪儿，反正也都是我一个人，还跟你们商量什么呀？”我爸免不了又一阵叮嘱，问我过年回家吗，我说当然回呀！我去年过年就没回去的。